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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说礼——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精神与核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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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11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辛教授在《考古学研究》课程中,以“道说礼—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精神与核心构成论”为题,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要特征的高度,阐述作为中国文化特有产物的中国古代文物的精神内涵、主要构成及其基本研究方法。今天我们特别推介给大家,与大家分享。

 

 

一、导言

前不久,考古文博学院召开了纪念苏秉琦先生110周年大会,在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苏公的意义和关于考古学本体的思考”。苏公意义我讲了五点:1、由斗鸡台到中州路。这是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研究运用的真正开端和典范;2、由类型学到区系类型学;3、由考古而历史。提出“万流归一”“满天星斗”“方国、王国、帝国”等;4、由“通”而“专”,或者说在“通”的基础上的“专”;5、由敬畏而欣赏。由苏公名言“摸陶片可以净化心灵”可知。关于考古本体论的思考我主要提出三点:1、中国考古学研究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必须“道”“器”结合,必须由“道”——形而上的考察,“器”——具体事物、现象的两方面进行,因为中国文化是道文化,人道文化,是精神性突出的文化。2、考古学属于人文,并非科学,因此不能技术化、科学化。3、中国考古学有其特殊性,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必须要有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基础,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早、最丰富而相当完整的历史文献记载。

中国考古学研究之所以有今天举世瞩目的高度发展,主要是因为老一辈考古学家在引进和实践西方考古学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实现考古学的中国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今人不可企及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学养基础。作为舶来品的考古学只是在考察遗迹遗物的形态及其发展演变的逻辑过程,而并非是实际的历史进程。一直以来流行的一种说法,考古学的目的旨在复原古代社会,这只是一种空想。原因是考古资料毕竟只是片段、局部,或侧面,我们不可能把古代遗迹遗物和盘托出,考古学材料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而且中国考古学的大发现时期已经过去,考古学研究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考古材料的研究上,因此就必须像苏、宿二公为代表老一辈考古学家那样由“通”而专,就必须与历史文献,与金石学、考据学,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以至艺术等相结合。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必备两大前提:一是联系性思维的能力;一是形而上的关照能力。前者主要是指知识构成,是指对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及其之间联系的认知能力;后者则是指研究具体事物、现象和事实之上的道理、规律、理念及法则等的观照和思维能力。考古学属于历史学,充斥人文精神,必须心存敬畏,要与古人有同情心,多读经典、原典,要养成阅读好习惯,而最终实现由通而专。

二、论道

《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道出了古代先贤对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的高明而到位的见识。上天宇宙浩瀚无边,构成林林总总,但看穿了无非有两大构成:“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所谓“形而下者”即是“器”,即器物、生物、事物等,即看得见,摸得着,有面、有块、有色,可以定性定量的东西。它非常重要,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人类不可或缺。所谓“形而上者”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面、块、色;不可比、称、量的东西。比如“心”和“神”。首先:“神”,其确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未必不存在,未必没有价值。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者之谓神”;老话说,三尺之上必有神灵;康德说:“神是人类社会的起点”,等等。这是中西哲人共同的见识。神是一种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高尚的,超然的存在,是社会制衡的力量,是社会约束的机制,是人类敬畏的对象。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认知能力强有限,行为能力有限,而只有人类才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因而只有人类才有所恐惧,有所戒慎,才有敬畏之心,才有宗教情怀。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好像是没有祭坛的神庙。”形而下的“器”之于人类,固然不可或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支撑,则更为重要。一个民族没有“神”,没有灵魂和信仰,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了发展绵延的动力,就失去了发展的文化根基和命脉。社会就必然走向无序,走向混乱。这个民族的成员就如同精神浪子,无所皈依,无从着落,没有精神寄托,没有精神家园,没有信仰,就必然走向平庸,走向物质,走向功利,而诚信必然流失,道德必然滑坡,悲哀一定发生。

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或印度河流域都不同,它没有形成大面积的灌溉农业,而长期处于一种“靠天吃饭”的自然农业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就是中华文明赖以生长发育的天然根基和生态基础。于是,人类与天、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有了它的特殊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托,不可分离。人在天底下活着就心安理得,不感到恐惧,寂寞和无助。于是中华民族没有发育出任何真正意义上宗教。于是礼乐就成为中国古典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支柱。于是中国文化就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化——道文化、人道文化、礼乐文化,一种以道为内在依据,以礼为外在准则,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

那何谓道,韩愈说:“读书必先识其字”,故要理解“道”,必须从“道”的古字和本义开始。“道”的古字由首、止和行三部分组成,由此《说文解字》指出了它的本义:“所行道也”。而既然是一条道,那无论大道、小道,无论水路、陆路,无论西方文明之道,还是中华文明之道,只要是道,那必备五大元素:1、主动者;2、起点;3、根据;4、途径;5、归宿。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中华文明之道,那前三个元素相对重要。第一个元素“主动者”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重人,重人道。荀子云:“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第二个元素“起点”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重根,重源头,重传统、重祖宗,重大人,与西方文明大异其趣。第三个元素“根据”最重要,它决定了中国文明的独有结果:五千年绵绵不断。我们的人文祖先根据什么而开辟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三大文明的发展道路?孔子告诉我们:是天道,是我们人文祖先根据天道而走出来一条中华文明之道。《易文言》说:“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指出天道乃中正之道。我们人文祖先正是以中正的天道为根据,为原则而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这条道就被孔子称之为“中庸之道”。

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集中体现。中庸有两个关键词,一曰中,二曰庸。中者,适中、合适之谓,力求适时、适地、适度;庸者,“用也、常也”(朱子语),用即用中,即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常即常规、常态、常行,就是日常、经常、正常,就是不可更改者。因此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观念是处理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以及人自我身心关系的最高准则。所谓中庸有两大标本:上天,祖先;中庸的内涵、标准和基本表现形态只是两字:序、和。“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上天既是严整的秩序,更是圆满的和谐。秩序与和谐,是上天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这一准则,并以此类规划、安排和组织中国社会,于是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被塑造成一种典型的礼乐文化。中国古代文物正是这种独特文化的典型产品。

为此,我们由“道”的五大元素,可以对“道”做出如下总结,1、“道”的第一元素主动者,决定了中国文化基本性质:道文化,人道文化,是从人的生命关照出发而最终落实到人的生命关照的文化;2、“道”是中国文化的起点、根基、本源和由来:3、“道”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是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论;4、“道”是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途径;5、“道”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和归宿,印证钱穆先生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论断。而这五个方面正是包括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着眼点、重心或前提。

三、说礼

如何理解“道”是内在根据?这非常简单:我们人文祖先开好了一条道,我们子孙后代就顺着这条道走下去,就必然会一步步展开新的境界,一步步接近目的地。如果没有道,我们漫天遍野地行走,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因此“道”至关重要。但人类经验告诉我们,如只有道而没有交通规则也是走不好,走不通的。因此“礼”就很自然地提了出来。所谓礼,说穿了就是保证把道走好的交通规则,理性的表述就是:外在准则。于是道和礼,一内一外,一里一表,相辅相成。因此中国文化既是道文化,也是礼文化。从内在品质上说是道文化,从外在特征上说就是礼文化。总之是以道为依据,以礼为维系的礼乐文化。

礼本来是一种事神行为。《说文解字》讲:“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的古字由两部分构成,上边是“玉”,下边是“鼓”。玉是礼器,鼓是乐器。礼字本身就包含着礼和乐两个层次。于是古人造字时就把行礼以玉以鼓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永久地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康德说:“神是人类社会的起点。”但中国的神与西方的神不同,西方的神是彼岸世界的主宰,是唯一的、至上的。中国的神则是此岸世界的,现实的,因此是多元的,是把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神化的结果。其首先神化的是上天,其次是祖先。于是中国的神主要有两大系统,即天道自然神和人道祖先神。中华民族原有的传统信仰体系就是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两大系统。

荀子等先贤告诉我们,天地者,生之本,物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人之本。上天创造生命、化育万物生灵;祖先创造人类,给与我们个体生命,因此要回馈,要报答,报答上天祖先之大德。如何回馈,报答,空口无凭,于是礼的行为就发生了。《礼记》说:“礼,报本反始也。”所谓礼就是回馈和答谢上天和祖先的行为。那如何送礼?人类的经验无非是四个字:投其所好。于是,我们先人历史性地选择了玉作为向上天贡献的礼品,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选择了牺牲、黍稷、酒醴等作为向祖先贡献的礼品,并选择青铜器作为盛装这些特定礼品的特定盛具;选择了钟、鼓之类作为向上天祖先行礼时用以振奋情感,激扬情绪的特定乐器;选择了钺、戈、矛、戟之属作为祭祀上天、祖先时维护秩序,营造气氛,以隆其盛的仪仗器;选择了车马器,选择了丝帛礼服等等。于是成就了一个灿然的礼器制度体系。因此我一再强调,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主要的,核心的和最具代表性,最有价值的构成。

那本来是向上天、祖先送礼的行为,为何转化演变为“外在准则”?对神灵必须虔诚、恭敬,送礼不能一哄而上,混乱而为,必须围绕一个“序”字进行,必须要有秩序、次序,要合程序,要有规则。礼的指标,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序。如何实现秩序,就需要排队,排队的前提是分别。只有把男女、大小,或社会地位的高低、血缘关系的远近,把公、侯、伯、子、男分别清楚,才能排好队,排好了队,就实现了秩序。有秩序才能实现和谐,“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功能就是实现和谐。所以《礼记》说:“礼别异,乐主和。”这就是孔子所说:“明乎郊社之礼,褅尝之义,治国其如示掌乎!”的真正意义所在。

《礼记》曰:“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也。”二程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祖先发现了这个准则,于是“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把这个大准则用以规划、安排中国社会。于是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礼乐文化。

我们先人为什么选择了玉作为沟通天人的媒介,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尚玉的民族?这主要取决于玉的五大优良物理品性:其一,精。玉是得山川之精,天地化育的精华。其二,理。先人认为玉具有理性。理者,条理、纹理、肌理。肌理是事物内在的和共性的构成。孔子说,美玉“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孚胜,一则理胜。”玉的外在和内在相得益彰。而肌理就是线条。中国艺术选择线条作为其形象组织,作为其抒发情感因素的主要表现手段的原因正在这里。其三,《说文》:“玉,石之美而有五德者。”选择玉实际上是人类最古老的石崇拜观念的一种理性升华。其四,尚其温与柔。软玉中尤以和田玉最好,玉器温而柔的特征象征中华民族农业文明温柔敦厚的性格。其五,永恒。追求永恒是人类共同心理。

给祖先送礼当然要送吃的喝的食物之类。吃的,我们先人选择了牺牲、肉食,营养丰富,味道好,动物蛋白给人类生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黄帝内经》说:“五畜为益。”但中华民族不是以肉为主食的民族,而是以黄粮、黍稷、谷物种子为主食的民族。所以《黄帝内经》说:“五谷为养。”喝的,先人选择了酒醴。原因就在于酒有一种特殊功能,它可以使人达到一种特殊状态:浑沌,而浑沌状态与祖先的死亡状态最为接近。人们只有达到如是浑沌状态,才可以拉近和祖先的距离,才能有效地和祖先沟通,这就是所谓酒文化的本来意义。而如何把诸如此类送上去?对神灵必须虔诚恭敬,于是我们先人选择了青铜器,选择了青铜器作为盛装向祖先所贡献礼品的特定盛具,盛装牺牲的我们称之为牺牲之盛,以鼎为首,包括鬲、甗、豆、俎等;盛装主食的我们称之为黍稷之盛,以簋为首,包括簠、盨、敦等;盛装酒醴的我们称之为酒醴之盛,有尊和彝两种,即礼书所谓“六尊六彝”之属。而中国古代的酒分三种:鬯、醴、酒。所谓鬯,古人解释是一种用黑小米酿制,用郁金香之类熏过的香酒,不能饮用,是用于“祼”礼,即迎接祖先降临之礼时所用。祼者,灌也。祖先入土为安,行祼礼就是用彝,即爵盛鬯而祼地,以其香味招引祖先魂灵到来。祖先降临则献“醴”,是由其孙子扮作“尸”,扮作祖先来接受礼献。既为孙子必不胜酒力,所以只能喝醪糟,果酒露酒之类,这就是所谓醴。醴量很少,以牺尊盛装。因此酒器无论尊彝均以小为贵。为什么由孙子作“尸”而不是儿子?就是因为孙子尚处于懵懂无知的浑沌状态。酒才是大人,儿子喝的。而在祭祀祖先时喝酒,就是因为酒可以使人达到浑沌状态。盛装酒的是大尊,即壶、卣、觯、瓿之类。罍最大,不得进宗庙。当然典礼,无论对天道自然神还是人道祖先神,必须事先洁身沐浴,以示诚敬。于是就需要另一类青铜器,即盥沃之盛,即盘、匜、盂、鑑之属。

为什么选择青铜器作为祭祀祖先的主要礼器?其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青铜器作为新兴的集当时人类最高智慧而为之高端产品,必为当时统治阶层所珍视;第二,青铜器和陶器一样,是人类采取制造手段生产出来的,因此可以随意赋形,并经久耐用,可以“子子孙孙永宝用”,满足人们追求永恒的心理;第三,取决于青铜器本身的基本性质和社会功能,这就是礼书告诉我们的“示和”和“见情”。总而言之,还是在于“礼”,在于礼的特质及其规定性。限于时间,我们不再深入展开,同学们可以读一下我`的“青铜器礼义论要”一文。

四、礼器是古代文物的核心构成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中国民族的传统生活是礼乐生活,其最重要的生活用具就是礼器。所谓礼器即行礼之器,是古代最重要而高尚的礼活动所用特定器物,是礼及礼制的体现和物质载体。礼器是调节天人关系,社会关系以至个体生命之身心关系的媒介和工具。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也最有价值的核心构成。

由此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精神或特质作如下归纳。1、“器以藏礼”,铭德纪功,贯穿一个“礼”;2、“发于天然,非由述作”“观物取象”“物类相感”;3、本标相应,美善相融,文质相得。因时间关系,不予展开,大家可以读一下我的有关文章。

由此关于古代文物的研究,我们只能从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其一,形而上的观照,即意义认知,具体讲就是从上述关于“道”的五大元素或曰五个方面着手进行。于是,我们得出如下基本认识:文物无不凝聚了先人的真实情感和高度智慧,由此才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意义和优美的造型,成为一种天地境界,和社会人格精神的魅力象征。文物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无不具有一定的形上意义。文物是有生命,有温度,可以与人对话,与人情思往还,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于是,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玉器是我们祖先为报答上天创造生命,化育万物之大德而选择的向上天贡献的主要礼品,是用以沟通天人的重要媒介;青铜器是我们祖先为报答祖先创生人类,给与我们每个人个体生命之大德而选择的特定礼品:牺牲、黍稷、酒醴和敬献时所需沐水的特定盛具,以及无论祭祀上天或祖先时必备的乐器、仪仗器、车马器等;碑刻是青铜器“铭功纪德”社会功能的载体转化;印玺则是人文觉醒,精神自觉之后,礼器走下神坛,走出宗庙,进入日常社会生活的一种新型青铜器——信器,是“礼”的精神延续的和发展;等等。

其二,形而下的具象研究,即具体的功能、形制、质材和制作等方面的研究。这里就需要联系性的思维能力,需要知识结构的合理,需要相当的知识量,需要必要的基础理论的掌握。同时需要相当的历史文献学的基础,尤其是需要借助科学研究方法,考古类型学的引用。具体而言,就是要运用考古学基本方法,类型学的方法,即通过器物的型和式的分析研究,来考察器物形制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就礼器而言,由于礼器是礼的物质载体,因此对于礼及礼制的认识和研究就成为其研究的前提和关键。这里文献学的学养基础就显得特别重要。

器物分类是文物研究的基础环节。我经常说,功能决定类别。祭天之礼称“郊”,就是在南郊筑坛而献祭。而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天道自然神,无非是天地和东西南北四方神以及山川之类。对天和四方神的行礼方式主要是禋祀,或称“燎”,即用丝帛包裹玉器并积柴而燃烧,玉遇火即碎,一缕白烟升腾,象征上天接受;对地曰“瘗”;对山曰“悬”;对川曰“沉”。典礼时需要区别身分地位,于是需要佩执标志性物器件。于是,我们把古代玉器分为如下五大类:1、祭玉,或称燔玉。即《周礼》所谓“六器”之属,即向天道自然神贡献的主礼器,亦即璧、琮、圭、璋、璜、琥。2、瑞玉,即《周礼》所谓“六瑞”之属:镇圭、桓圭、信圭、躬圭、榖璧、蒲璧,分别由公、侯、伯、子、男所执。3、重器配件。玉的神性向人道祖先神的延伸。即在宗庙礼器的某些部位或佩挂、或插、或镶的玉件。4、饰玉,即装饰用玉,出现最早,也最普遍。不同身份地位往往有不同规格的佩饰。5、冥玉,或称葬玉。即墓葬所见墓主人所佩、所把握、所口含和躯体所服(金缕玉衣)、七窍所塞充(鼻塞、耳塞、肛塞)、所覆盖(瞑目、覆面等)。

祭祖之礼曰“褅”“祫”,在宗庙进行。褅者,祭始祖;祫者,合祖而祭。基本程序是:肆、祼、献。不同程序需要不同的礼器。于是,我们把三代青铜器划分为如下几大类:1、礼盛,即盛装给祖先贡献的特定礼品的特定盛具,其包括四小类:牺牲之盛、黍稷之盛、酒醴之盛和盥沃之盛。2、乐器,即钟、铃、铙之属。3、仪仗器,即用于标志身份和维护典礼秩序的钺、戈、矛、戟之类。4、车马器。5、用器,或称燕器等。

分类,即类型划分,属于横向研究,分期则以式的划分为基础,属于纵向研究。没有正确的类别分析,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分期,就不可能有对器物形制发展演变的阶段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关于礼器的分期研究的前提当然还是对礼的发展演变的阶段性认知。司马迁根据荀子所说总结出了礼的发生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始乎脱。成乎文,终乎悦”。所谓“脱”,即粗略、原始;所谓“文”,即形成体系;所谓“悦”即成熟和规范化。于是,我们把中国古代玉器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程划分为四期,一,前礼器期,即史前古玉时期。此时只要有灵物和事神法器两类。二,主礼器期,即夏至商时期,此时玉礼器定于一尊,并得以初步规范和重要发展。商代玉数量多,工艺精,种类齐全,而尤以动物造型器繁多为其特点。三,主礼器后期,即西周时期,为玉器规范并最终实现制度化阶段。组佩出现并盛行。四,转型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玉器走下神坛,而日益社会化。

基于对礼及其发展演化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生发展也大致分为发祥、勃兴、规范和转型四期。

五、余论与总结

对人类本体的认识是生命开展的前提。人是什么?基本说来有两点,1,人类是身心灵的共同体;2,人类是有限的存在。因此人类不能唯神,不能唯物,也不能唯心,而只能神、物、心三位一体,以心为主导;因此人类必须心存敬畏,需要宗教情怀。而由天然根基和神态基础决定,中华民族没有发育出整整意义的宗教,而造就了礼乐。礼乐有着与宗教类似的两大功能:一涵养理性;二以伦理安排社会。于是中国文化终于成为一种以道为内在根据,以礼为外在准则,以和为终极追求的文化,一种从人的生命关照出发而最终落实到人类生命关照的道文化,人道文化。

中国所有文化产品,包括考古遗迹、遗物,都是这种道文化、礼乐文化的产物。故在从事考古和文物研究时,必须首先对我们民族文化有尽量深刻而全面的认知。礼是我们先人对上天对祖先满怀敬畏和感恩而尽情回报的行为。礼器是这种高尚行为的物质体现,因此它有情有信,有温度,有精神。因此我们一定要由物到人,由现象到本质,由敬畏到欣赏。

(作者张辛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书协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书画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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